回去的路上,夏华认真而深入地思考著“国家財富”这个重大且复杂的问题。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致命的主因之一就是没钱。根据多方严谨的史料记载,明政府每年的国库財政收入约为三百万两白银,少时会跌至二百万两,多时会增至四百万两,不过,明朝的赋税还有粮食等实物,但真金白银就小几百万两。
財富是人创造的,中国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明朝延续二百几十年下来,中国的財富总量肯定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都去哪儿了?反观明朝下一个的清朝,甲午战爭前,清政府每年的国库財政收入高达约八千万两白银,巔峰时期曾逼近九千万两,可以说是完爆明政府。
这么一对比,明政府真是穷得可怜。
清朝比明朝有钱得多,根本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清朝人口远高於明朝,人多了,创造的財富也多了;
其次,清朝在时代上已接近现代,社会生產力隨著科技发展而不断进步,税源也比属於古代的明朝多很多,除了传统的农业税、盐铁税、市税等,还有工商税、对外商贸的关税等;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清朝全面地剥夺了士大夫縉绅们在明朝享有的“免税特权”。
明朝很穷,特別是到了明末,朝廷穷得叮噹响,老百姓也穷得喝西北风,银子去哪里了?去权贵官商、豪强士绅们的私人腰包里了。
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已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了,典型代表就是商业最发达的江南,明朝时,江苏、安徽、上海组成南直隶,清初时,江苏、安徽、上海组成江南省,这个江南省有多发达呢?就这么一个省,上缴给朝廷的赋税足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並且南直隶或江南省不等於江南,“整个江南地区”还要再加上浙江、赣北等地,
可想而知,“江南”这个地方有多发达,举目江南,商铺如林、工场如云,天下之繁华无出此地其右。淮扬的繁华在“密度”上超过江南,但在体量上是不如江南的。
然而,明朝的商业税却低得可怜,仅为“三十税一”比例。这么低的商业税,放在明初百业待兴时期是利大於弊的,有助於经济的恢復和发展,但放在明朝中后期,明显太低太低,导致本该属於国家的大量財富流入了私人腰包。不仅如此,明朝的商业税表面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个標准,因为存在著非常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
由於商业税只有三十税一而且实际缴纳比例更低,这就使得富得流油的江南在明朝上缴给朝廷的赋税少得惊人。怪谁呢?怪朱元璋,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就是他定的,他为什么定得这么低?因为他是农民出身,重视农业、轻视商业並且完全意识不到商品经济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
明朝、汉朝,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但它们真的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可朱元璋思想传统,仍然是以千年前的老模式制定明朝的赋税国策的,他严厉地“重农抑商”,在看到商业被严重地压制了,加上他又轻视商业,所以没对商业徵收较高的赋税,
过了二百年,明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已名存实亡了,商业日益红火发达,但明政府还刻舟求剑地以二百年前的標准向商人们徵收那点少得堪称隔靴搔痒的商业税,这是明朝赋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的一大恶果,导致明政府白白地损失了惊人的税收。
政府设立重税压榨盘剥民营企业肯定不对,但跟宋朝的比较合理的“每五抽一”商业税相比,明朝的商业税確实太低太低了,甚至就这区区的“三十税一”,朝廷都吃不上,因为偷税漏税行为在明朝中后期已是明目张胆的“行业潜规则”,於是,朝廷眼看著商人们赚得日进斗金、豪强大族富可敌国却没法从他们身上收到税。
在徵收商业税这件大事上,清朝是明朝的鲜明对比。
中国自古以来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盐铁税、市税、酒税、路税等,没有真正的商业税,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虽然一直在发展,但迟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產业体系,朝廷自然没有產生徵收商业税的意识,直到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商业正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新高度,具有了收税的价值,但明政府却又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没有与时俱进地开闢商业税,
明朝灭亡后,清朝建立,清政府继承了明政府各方面的体系,明朝的商业在进入清朝后发展得更加繁荣发达了,但清政府因为明政府没有商业税,所以也没有商业税,使得清朝的商人们也因为拥有“免税”这个巨大的优势而赚得积金累玉,直到晚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的攻势犹如燎原野火,每打下一座城市都能在当地商人们身上搜刮到极其丰厚的油水,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政府与之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內战。打仗是最烧钱的行为,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足足耗费了约一点七亿两白银,为此,清政府国库严重亏损,財政已濒临枯竭,继续这样下去,清政府就算不在战场上输掉战爭,也会因耗尽財力而崩溃。
为筹集银子,咸丰皇帝绞尽脑汁、焦头烂额,如果加大税收,必导致民怨沸腾继而激起更多民变,形成一个饮鴆止渴式的恶性循环,怎么办呢?最终,一个叫钱江的人解决了这个几乎要了清政府性命的大难题,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开创了中国的商业税。
钱江认识到除了农民可以向朝廷提供税收,商人也可以並且商人能提供更多,他因此而创立了厘金制度,也叫厘金制、厘金税、厘捐,官府在水陆交通要道处设下收税关卡,按照货物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一向过往的商人徵收商业税,一厘即一钱的百分之一,此法操作简单,收效又很快,正苦苦发愁缺银子的咸丰皇帝接到奏报后大喜,当即下令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从此,中国有了真正的商业税。商业税与农业税、盐税、海关税成为清政府的四大税收,一直收到清朝灭亡,该税让清政府每年增加了上千万两白银的財政收入,並且每年不断递增,清朝灭亡前,该税已达到每年四五千万两了。本来財力近乎油尽灯枯的清政府能有財力剿灭太平天国和对外赔款,都离不开这个商业税。
商业税这么香,明朝的皇帝们难道个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自朱元璋后,明朝几乎歷代皇帝都试图改变这种畸形的商业税体系,但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彻底地成型和根深蒂固了——
明朝初期,因为朱元璋重农抑商和意识不到商业税的好处,所以明政府对商人们只徵收很低的税;
明朝前中期,一批批在时代的风口上利用低税政策富起来的商人开始利用財富优势托举自己的子孙、家族里的部分子弟潜心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当上官;
明朝中期,一批批官商豪强家族逐步形成,这些大家族都既有人当官又有人经商,官商一家,財富为权力铺路,权力为財富提供保护伞,从而財富越来越多,当官的人也越来越多,財势、权力和能量都越来越大,在这同时,开始有皇帝或大臣意识到朝廷可以徵收商业税了;
明朝中后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皇帝或某个大臣提出征收商业税还未付诸行动,朝堂上的反对声已是铺天盖地,“与民爭利”“违反祖制”等大帽子纷纷扣上来,提议者一夜之间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各种明枪暗箭防不胜防,次数多了,谁还敢当这个出头鸟帮皇帝?皇帝见自己孤立无援,只能又愤恨、又无奈地放弃徵收商业税。
因为没有商业税所以有钱、因为有钱所以可以供人专门读书当官、因为当官所以更有钱、因为更有钱所以当官的人更多,因为当官的人足够多了所以可以阻挠朝廷设立商业税...从而形成了一个毫无破绽的闭环。
明朝前期,皇帝没有意识到可以徵收商业税,明朝中期,皇帝意识到可以徵收商业税了,但根本就办不到,资本已经失控了。
失控的资本不但让政府失去了大量本该属於国家的財富,还吞噬著国家的生机、摧毁著国家的根基。庞大的官商豪强、士大夫縉绅集团在钱多得没地方花后,一直拼命地兼併土地,明末时,天下土地十分,两分属於宗室藩王,一分属於老百姓,七分属於官商豪绅,给国家交税的就老百姓的那一分,因为宗室藩王是不用交税的,官商豪绅也是不用交税的。
於是,明朝末年,农民因土地兼併问题而穷困潦倒,商人富可敌国,但明政府却又没法向商人收税,財政吃紧的明政府只得一次次地加大跟农民收的农业税,让农民根本活不下去,最终酿成了张献忠、李自成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综上所述,明朝的財政体制简直就是畸形。
或许有人会奇怪:江南的豪强大户们在明朝不肯交税,怎么到清朝却肯交税了呢?原因很简单啊,入关的满洲人才不跟这些鸟人玩那些手段呢,直接大砍大杀,用屠刀跟他们说话,用屠刀教他们怎么做人,把他们杀怕了,被杀得魂不附体的他们自然学会了什么叫纳税光荣。
在明朝,朝廷想跟江南的豪强大户们收税,后者在朝堂上的代言人们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会煽动老百姓製造暴乱活动、反抗“朝廷的苛捐杂税”,双管齐下,这一手屡试不爽。华琪芳为什么不担心“覆巢之下无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为他认为就算改朝换代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老手段照样会对新朝皇帝管用。
到了清朝,这些豪强大户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代言人了,因为人家满洲人在关外已组建了严密的朝廷中央机构,里面没有他们的人,他们只能煽动老百姓製造暴乱活动、反抗“朝廷的苛捐杂税”,结果被清政府毫不客气地杀得人头滚滚,足有近一万四千名江南士子因欠税而被警告“若不按时补交税银,就革除功名”,探花叶方蔼就因欠税一文钱便被革除了功名,
嚇得这些豪强大户再也不敢玩这一手了。在明朝动不动就“抗税”闹事的江南豪绅集团在整个清朝就抗过这么一回,从此,在明朝堪称“逃税天堂”的江南在清朝成了“纳税大户”。
很显然,明朝的皇帝们对江南的豪强大户们是没办法用满洲人的这招的,虽然恨不得用。
同理,夏华也用不了这一招,因为他也是明政府官方的人,他不是李自成那种造反的人,也不是满洲人那种外来侵略者,所以,他不能用刀抢钱,在扬州,他虽然大刮特刮,但都是出师有名的,被他刮乾净家產的汪家、郑家、黄家等豪强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对华家,他就没辙了,人家又没有通敌叛国当汉奸。既然还在这个圈子里,就要遵守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
所以夏华会对丁宵音说“没法改变,不破不立,只能推倒重来,但,不能由我们自己推,得让外力把他们推倒,我们再捡现成进行重建”。只是,怎么让外力来推倒呢?这才是关键。